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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谒梁漱溟墓
一九九八年春、秋,二00一年夏,我曾三谒梁漱溟先生墓,“高山安可仰,徒此揖清芬。” 梁漱溟的名子,最初是文化革命中在毛泽东著作里读到的。那时的印象时代色彩明显,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。改革开放后,书禁渐开,这才看到一个直道而行、崇实求真的坦荡君子,油然而生敬意。知悉梁先生在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七年,便萌生了去邹平吊遗踪、寻手泽的想法。其时自力兄在邹平一中执教,一打听,一中即有梁先生的纪念馆,真是求仁得仁了。之后便三去邹平,访友会朋,谒梁先生墓,寻访遗迹。 梁漱溟,原籍广西桂林,一八九三年十月出生在北京紫禁城附近的一所住宅里。原名焕鼎,字寿铭。幼时上过新式学堂,中学肄业后,受的是丰富而切实的自修教育。据说,当年他报考北京大学未中,誓言日后要进北大当教授。辛亥革命时,曾是京津同盟会会员,后潜心研究佛学和儒学。一九一七年,因发表《究元决疑论》而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,被聘在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,梁漱溟发表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将中国、印度、西方三大文化体系进行比较,并声称中国文化将复兴于世界,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。 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“文化早熟”国家,不存在阶级分野,社会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,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特殊性,用教育的方法改革政治,培养新的政治习惯,结成团体,加强社会的组织性,普及教育文化,引进科学技术,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,从而使社会得到发展。一九二四年,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,开始从事办学和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。一九三一年初,梁去山东邹平,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,正式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,由农村入手,图中国民族自救。抗战爆发后,乡村建设实验被迫停止,梁转移到西南大后方积极从事抗战活动,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(即后来的民盟)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抗战胜利后,又积极为国事而奔走,内战爆发后,他退出民盟,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,一九四九年有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一书出版。全国解放,他留在大陆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,曾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。八十年代中期,以九十余高龄重登讲坛,讲授中国文化,并出版了《人心与人生》、《东方学术概观》等著作。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三日在北京病逝。 并不信奉共产学说,但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,从陈独秀、李大钊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,都有过或亲切动人,或虽不融洽却明晰且理性的友谊的,梁漱溟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人,也是最后一人。 北大执教期间,梁先生与毛泽东的老师、岳父杨怀中成为忘年之交,因经常去杨家拜访而为毛泽东认识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,为了寻求救国之路,梁漱溟两去延安考察,受到毛的热情接待,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次,欲罢不能。建国后,受毛泽东委托,两次去农村考察。五三年九月,在全国政协会及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,因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龃龉,面折廷争,刚直不阿,而后长期受到批判。 作为哲人教育家,无论以什么角色身份出现,梁漱溟的行为不带功名利害色彩。他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周旋于大大小小的政治操作者之间,只因为他信奉“不为作学问而作学问”,信奉冷静的思辩却热切的介入的人生哲学。不能说他不曾有过判断与措置的失误,他的学问既非“句句是真理”,也非“句句是谬误”。如果说他的一生有过不少岔子,往往是知识所限,并非利害使然。他与人们――包括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的交往,只基于一点:对认知的穷源竟委。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兴致、没有胆量或者没有底气争下去的时候,就算只剩下他一个,梁漱溟也坚持着,且一生乐此不疲。 梁先生眷恋着乡村建设,情系邹平,情系农民,情系中华。死后骨灰安葬在邹平。邹平一中的有识之士辟了梁漱溟纪念馆,费孝通题的匾额。虽然只有两间房子,然山不在高,水不在深。瞻仰梁先生的遗物、手泽及煌煌文集,崇敬,心仪,感慨,叹息……心情颇为复杂。“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一诤友”,“善养浩然正气有学有守,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”,“上追三代直道而行”,“有守有为两间灵气,亦儒亦佛一代实人”,“心存大道时空小,德扶天地眼界宽”……馆中挂满了当代硕儒们的颂挽之词,每读至此,仿佛看到当年梁公站在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发言台上鲠言铮铮,还有台下的呶呶众口。 梁先生的墓在邹平城边的黄山上,沿路全是酸枣灌木,榛莽片片,是否昭示人生的荆棘满途?墓碑是赵朴初题的,梁先生的弟子撰写了诔文。墓冢用当地的白色山石砌就,朴实无华,正如表里如一的梁先生独立天地间。不谋衣食利禄,为人生问题、为社会问题而思索而行动…… “吾生有涯愿无尽 心期填海力移山” |